交易场所面临变革和现实超越

　　5G时代将出现新的交易所，会出现新的交易模式，从技术手段重塑中国在5G时代的资本时代，交易场所正面临变革和实现重大超越。在各类交易场所特别是大宗商品行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增强客户关系并改善供应链管理的重要关口，交易场所若准备不足，可能会掉队。对此，期货日报记者围绕数字经济与大宗商品行业融合、发展重点和方向在哪里、面临的问题有哪些、如何应对等话题，对有深入研究的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现代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王永龙进行了专访。

　　[1]“数字融合市场”渐行渐近

　　“跨界竞争越来越激烈，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信息不对称越来越严重，创新节奏越来越快，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下，如何把握先机呢？当前，网络互联随时随地，商业数据无处不在，如影随形的智能手机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社交网络、移动技术、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使得行业边界日益模糊，竞争者逐渐打破行业界限，寻找跨界增长，催生着“数字融合市场”的到来。

　　面对这一场根本性的数字化转型，王永龙在接受期货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宗商品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枢，在保障供给、促进流通、优化配置方面发挥了战略性作用。因此，促进数字经济与大宗商品行业深度融合，既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也是引领大宗商品行业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和动力变革的重要推动力。

　　“数字化正在改变全世界市场资源要素的组合，降低市场壁垒，消除中间环节，重塑行业界线和市场形态，促进跨界竞争和合作。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中国已成为最大数字人口市场，其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带来的无限商机是兵家必争之地。”王永龙认为，大宗商品行业可区分为五个重点领域：交易、贸易、投资、金融、物流。这些领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构建了我国大宗商品经济的基本格局。在王永龙看来，数字经济与上述五个领域具有内在融合性且呈现多向性。

　　4G技术的广泛应用，成就了今天中国移动互联网生态的繁荣。在过去的18年，移动网络通过2G到3G到4G的发展，再到5G的呼之欲出，将人们的沟通方式从语音通信带到了丰富的移动宽带数据通信时代。连大爷大妈都明白，如今扫码支付比掏钱包还快。4G已经如此了得，那5G又会如何呢？3月31日，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在“2019中国（深圳）IT领袖峰会”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5G时代将出现新的交易所，会出现新的交易模式，从技术手段重塑中国在5G时代的资本时代，让中国实现重大超越。”

　　在王永龙看来，数据是新的竞争命脉，企业必须更善于跨行业工作，等等。要想在数字融合市场竞争中胜出，企业必须深刻理解数字化是如何改变传统商业模式以及所在市场生态，并且明确企业的数字化竞争战略，只有在融合市场中准确定位，将数字化变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未来竞争中实现跨界增长。

　　[2]融合之路在何方

　　根据埃森哲与牛津经济研究院共同研究的数据：预计到2020年，中国购物和金融服务的数字融合市场总产值将分别接近5500亿美元和1.6万亿美元，年增长率将分别达到9.7%和9.6%。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交易平台如何与数字化融合？方向和重点又在哪里呢？

　　“在交易领域，如何在合法性和创新性之间构建均衡，是长期以来的紧迫性难题。”王永龙表示，引入数字经济思想和理念、促进数字化融合有助于破解上述困局，通过数字化融合改善交易环境，可以优化交易链结构，增强客户关系并改善供应链管理，最终会促使交易效率和交易品质提升，并有助于建构核心竞争力。借助数据技术（例如区块链技术等）和数字经济理念可以开发新型交易体系，譬如开发指数产品，发展指数化交易。通过开发利用交易的数据资源价值，在合法合规和严格监管原则下，对包括场外做市、双向竞价、期权+、商品衍生品等交易模式积极展开试验性探索。

　　在贸易领域，大宗商品贸易的核心在于全球化配置和主导定价权，由于贸易环境变化以及政策不确定性，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抑制，我国一直以来在全球化配置和主导定价权领域处于弱势。这些困扰是大宗商品行业人士的“心头病”。王永龙告诉期货日报记者，数字经济和数字化思想可以让人们找到摆脱上述困境的路径选择。他建议，一方面，基于大数据分析和管理技术的应用，建立面向全球价格变化、供求变化、突发性变化的敏捷反应机制，提升应急能力和主导性空间。另一方面，加强贸易网络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贸易联通，发展数字贸易，尤其是构建面向“一带一路”的数字经济合作机制，加快推进数字“丝路”建设等。以上建议对于提升我国大宗商品贸易品质显然具有积极意义。

　　在投资领域，投资是大宗商品交易的内在功能，对促进流动性优化配置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制度、规则的制约，目前投资领域有过度投资的倾向。王永龙分析，这主要是投资的数据流分割使然，因为分割必然导致信息不对称，而信息不对称使得关于合格投资者评估体系、规则体系和技术体系难以健全。这种情况极易引发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

　　王永龙认为，数字化融合有助于破解这一困局，譬如通过构建数据流动和互通机制，促进信息对称，可为合格投资者评估体系建构创造前提条件。借助数字经济思想理念和数据技术，开发可数字化的投资品种，譬如商品指数、商品期权、商品衍生品等。

　　在金融领域，金融领域数字化融合相对比较深透，数字化创新也相对活跃，尤其是互联网金融、供应链金融的大规模兴起，极大促进了大宗商品领域的金融深化，但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不良金融，譬如代币（或称之为通证）、网络虚拟金融、ICO平台金融以及过度的资产货币化等，脱实向虚现象比较严重。对此，王永龙表示，如何在金融深化和泛金融化之间建立均衡是数字化金融的关键。在维护金融安全稳定和风险审慎原则下，数字金融发展和创新必须遵循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宗旨，这也是金融底线思维的必然要求。

　　众所周知，我国物流领域的难题是高成本低效率，这主要是网络分割、利益分隔、断链、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使然。降本增效是物流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主要任务。王永龙认为，目前，物流领域的数字化、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但仍具有潜在空间和发展基础。譬如数据流引流效应和数据资源价值开发，基于大数据管理的无阻隔联运物流规划，基于物联网技术应用的无车（无船）承运物流，云计算技术应用的云仓体系以及物流金融等。

　　[3]融合之路“不平坦”

　　“各类交易场所清整期间，供应链与平台经济被行业人士视为交易场所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目前已出台有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和发展平台经济的政策文件。”王永龙表示，但在如何促进数字化融合方面难见良策，这点被人们所忽视。政府出于安全、稳定和风险审慎原则，对大宗商品行业的数字化融合表现出监管偏好，制度和政策安排体现出明显的规制导向。表面上看，宏观政策多微观政策少，原则性政策多可操作性政策少。即便从治理视角而言，也往往陷入“治而不理”。譬如，用政府治理替代市场治理，虽然强化了政府治理的权威性，但也削弱了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充分发挥。另外，由于相关的治理立法滞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治理损耗。

　　除了缺少制度政策的激励“东风”外，王永龙认为，在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实体领域缺少长期的实践检验和经验沉淀，在赋能后如何获取价值创造方面仍在摸索前进。目前在数字经济的核心技术领域，实力和自主创新皆有待提升。全行业对数字经济核心技术掌握得不够深入。在数字技术的应用上也存在偏向性、投机性。不适当的技术应用加剧了道德风险的发生概率，也可能是一系列隐含社会风险的根源。

　　“融合深度广度不足。”王永龙告诉期货日报记者，从全行业看，融合并不充分，金融领域融合比较深透，而贸易、物流等其他领域融合较浅。从分类领域看，低端融合较多，而高品质融合相对较浅。譬如，就金融领域分析，正规金融融合相对较浅，反而非正规金融融合程度较深。这反映了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在数字化融合方面的偏好异质性。导致融合度不足的原因，既有认知因素的影响，也有体制机制因素的制约。就认知因素而言，主要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对大宗商品行业的认知片面性，它们提供的信息技术主要面向供应链而非数据资源。另外，大宗商品行业分割、缺乏数据互通的有效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数字化融合效应。

　　“这是当前大宗商品行业数字化融合的关键性瓶颈。”王永龙表示，数字经济被严格定义为知识密集型、信息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经济，大宗商品行业也具有相当的知识、信息和技术密集型特征。所以，数字经济与大宗商品行业融合，必须具备智力资源支撑。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这一基础仍相对薄弱。学科、专业、理论研究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跟进实践进展，尤其专业化技能人才和跨界人才大量短缺。

　　[4]更复杂的生态圈正在形成

　　制度政策激励不足，核心技术应用不足，融合深度广度不足，智力资源支撑不足，种种不足的背后伴随一定的提升空间。王永龙认为，在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要发挥政府作用，这需要政府有所作为。对此，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一，政府应站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大格局的战略高度，改善制度和政策偏好，在延续安全、稳定和风险审慎原则下，加大激励性制度与政策供给。第二，在治理方面逐步退出主导性格局，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在治理方面应注重于法制建设，加强治理能力建设，通过法治化引领治理现代化。第三，政府应健全完善相关的政策机制，例如在税收、财政、金融等方面出台一揽子政策，形成激励协同机制。还需要通过建立保险制度、补偿制度等风险对冲机制。另外，需要国家在数据资源方面建立统一标准，建立数据资源共享规则。政府应加强对数据流动和数据安全的监管等。

　　除了需要政府有作为外，王永龙认为，建立科学性与积极性兼顾的考核评价方法，树立正确科学系统的数字经济发展理念势在必行。他说，要围绕数字化研发、数字化创新、数字化制造、数字化管理、数字化服务等多个维度，立足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水平，综合制定一套完备、系统、权威的总体评价指标模型。要增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解决方案的供给能力，并着力引导和支持市场竞争力强、产业影响力大的平台成长。

　　在王永龙看来，要积极开展跨界人才培育的教学试点示范工作，以前瞻性培育既具备数字化思维和能力，又熟悉大宗商品行业发展模式及流程的跨界人才为导向，在持续完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体制机制的同时，着眼长远、未雨绸缪，选择一批国内重点高校，开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学科的教学试点工作。以本科生教育为主，适度适时地向研究生教育延伸，并根据实践需要再向继续教育、成人教育、远程教育延伸，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跨界人才教学培育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信息通信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有机构统计，从2000年至今，世界财富500强公司中，有超过一半的公司消失。现在的中国，新型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冲击尤其明显，互联网、电子化对实体经济的威胁愈加严重。在互联网兴起的数字化时代，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努力思考：如何通过业务转型应对市场机遇和挑战。不可否认，随着新型技术不断涌出，原有价值链被打破，新价值组合在演进，一个围绕消费者比原来更大、更复杂的生态圈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