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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交易场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被害人权益救济研究

2018-08-17 16:27:28 和讯网  黄梦奇律师
  内容提要

  传统犯罪观念主要关注打击犯罪行为、严惩犯罪行为人,但轻视对被害人的权益救济。尤其在涉众型经济犯罪领域,由于被害人身份的特殊性等原因,导致出现被害人权益救济不及时、不完善。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分析了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权益救济不完善的原因,并对其提出了相关对策,以期能够加强对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的权益救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关 键 词:涉众型经济犯罪 被害人 权益救济 对策

  地方交易场所频频停盘、网贷平台频频暴雷等,无数被害人的财产遭受损失。国家机关加大力度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嫌疑人,有效的维护了市场管理秩序和社会稳定,但对于因网贷平台或地方交易场所违法操作导致财产损害的被害人来说难免有点力不从心。即使相关犯罪嫌疑人受到法律的制裁,但被害人最关心的问题,即投资的金钱能否追回,却得不到有效解决。如何对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实现案件处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涉众型经济犯罪及被害人概念界定(一)涉众型经济犯罪1. 概念界定

  根据公安部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界定,涉众型经济犯罪是指涉及众多受害人,特别是众多不特定受害群体的经济犯罪。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传销、非法销售未上市公司股票等犯罪活动。另外,在证券犯罪、合同诈骗犯罪、假币犯罪、农村经济犯罪活动中,也有类似涉众因素存在。涉众型经济犯罪本质是经济犯罪,但“涉众”是将此类犯罪类型化单独应对的根本原因。所谓“涉众”,应指涉及众多不特定被害人。“将它作为一类特殊犯罪对待,主要出于保护广大公众的经济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2. 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特征:

  (1)从犯罪结果上来看,受害人众多,涉案金额巨大,影响广泛。这种“涉案人多”、“涉案额大”的特点显著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经济犯罪,也凸显了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2)从犯罪手段上来看,以合法手段相掩护,难以分辨真伪。涉众型经济犯罪之所以能达到“涉众”的效果,合法地建立公司并进行公开化的宣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从犯罪形式上来看,犯罪组织严密,资金来源隐蔽。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犯罪者所设立的公司,多数都是有严密的组织,有明确的分工,按计划采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或传销等各种不同的形式实施吸纳资金的活动。

  (4)从犯罪持续时间来看,潜伏期长,调查取证困难。由于经济犯罪案件往往是以一种滚雪球的方式进行,时间长、跨度大,从案发到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导致很多重要证据毁损、灭失。

  (二)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1. 传统的刑事犯罪被害人

  犯罪学家贝卡利亚认为犯罪的社会危害是衡量犯罪的标准,犯罪是一种违反了社会契约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犯罪被害人是指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或损害即危害结果的承受者。被害人是一个包括个人、社会团体、企业单位,以及拥有公共受害的国家在内的综合概念。无论是自然人被害还是单位被害都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第二,所受损害或干扰是由犯罪行为造成的;第三,所受损害或干扰是由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

  2. 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

  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的概念从属于犯罪被害人的概念,是一种特殊的犯罪被害人。根据被害人的特征,笔者认为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是指合法利益因“涉众型”经济犯罪行为遭受侵害的个人、团体和国家等。但涉众型经济犯罪中的被害人与一般刑事被害人存在较大的差异,表现在以下特征:

  (1)部分被害人自身的“过错性”

  刑事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实施了侵犯犯罪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从而诱发犯罪人的犯罪意识、激化犯罪人犯罪,据此做出的对被害人的否定性评价。此处提及的过错与之不同,这里的过错并非严格“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而是指在被害人与行为人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被害人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犯罪人且推动了犯罪行为发生、发展,因此不能完全免责。在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保障被害人权益时应当考虑到被害人自身的过错,过错不仅对其是否获得被害人地位产生影响,而且在补偿经济损失这一环节需充分考虑其行为的不正当性甚至是违法性,对严重违法者更应给予适当处罚,否则容易助长这类被害人的“狡赖谋利”心理,此次犯罪处置结束后又继续加入彼次犯罪之中。

  (2)被害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性”

  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作为经济犯罪的直接受害者,其最大的诉求是希望能追回因为犯罪造成的财产损失。被害人对行为人是否入罪及如何定罪量刑的立场与自身损失的挽回情况紧密相联。有些人为了追回财产,会坚持认为被告无罪,因为只有在无罪的情况下才能继续经营从而使得投资金额获得归还,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公诉亿霖案时就遭遇到这样的场景:众多购林人高呼“亿霖无罪”,他们并非真的认为犯罪分子无罪,而是想尽量追回损失。因为如果认定有罪,被害人被骗的钱更难以追回,唯有让被告人和被告单位继续经营,才有可能尽量挽回损失;有些人因为自知收回财产无望,便会强烈要求司机机关加重判决。但受长期以来传统刑罚观念的影响,公安司法机关的办案工作更加注重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较少关注对被害人受损的个人利益的恢复。尽管刑罚对犯罪分子具有较大威慑力,但单纯追求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却无法解决犯罪引发的社会矛盾,更不能恢复被犯罪侵害的合法利益。这样一来,追求个人财产权益的被害人与着重保障国家利益的公安司法机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目标不一致。

  (3)被害人普遍倾向于诉讼外手段维权,即维权手段具有“私力性”

  由于涉众型经济犯罪往往涉及的金额巨大,一些被害人会出现倾家荡产、血本无归的情况,被害人只能寻求司法机关的保护,但由于司法机关经常漠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相关权利、刑事诉讼程序进程缓慢等原因导致无法及时挽回财产损失。当被害人无法从“公力”方面获得救济,只能选择“私力救济”方式,比如采取向党政、私法机关群访、缠访、闹访、静坐、游行示威,希望引发蝴蝶效应向政府施压;还有的受害人会主动联系新闻媒体,通过媒体炒作行为提高有关党政部门对事件的关注。

  二、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范围界定

  正是由于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自身的特殊性,为了更好的保护正当被害人的权益,笔者认为首先需要根据被害人的特征进行分类,找出“真正的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并予以妥善救济。著名犯罪学家门德尔逊主张用心理学、生物学及社会学的观点对于加害人及被害人的关系作具体的分析,提出加害人与被害人为“刑事对立者”,认为二者之间是相对立、相抗衡的关系。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关系并非单向的,而是相互影响的,犯罪行为并非加害人单方面可以完成的行为,而是在加害人与被害人相互作用下共同完成的行为。分析被害人的特征并对被害人进行分类,对研究被害人在犯罪中扮演的角色及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被害人是否“明知”,有检察机关将其分为以下三种:

  (一)对于明知对方是实施“涉众型”经济犯罪行为而参与实施犯罪或者帮助其实施犯罪的被害人,即使其利益受到损害,也不应作为实体意义的被害人,因为这些被害人是在犯罪的过程中被害的。

  (二)应当根据其是否明知对方行为的非法性来界定其诉讼地位。如果明知对方的行为是非法的,但为了获取高额利息等非法利益而遭受损失的,不应作为实体意义上的被害人,只能以证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只有在行为人确实不明知对方的行为是非法的,为获取合法较高额的利息等利益而受害的,才能作为实体意义上的被害人,以被害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三) “自愿被害”实质上是一种寻租行为,“自愿被害人”在主观上不再是简单的“被骗”,而是利用他人的犯罪行为谋取形式合法而实质非法的个人利益,利用国家的为民举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类人不但自己主动“被骗”,还编织光环让其他人受骗,对这类人不应作为实体意义上的被害人予以保护。

  三、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权益救济的不足(一)“被害人”身份的界定标准存疑

  被害人身份犹如启动被害人保护工作闸门的开关,是被害人参与诉讼程序、行使诉讼权利、获得救济的前置条件,只有获得了相应身份,才能进一步谈及权利的实现。但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在犯罪的产生和发展中存在主观的“过错性”,使学界对部分被害人是否具备“被害人”身份各执一词。比如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存款人是否具有被害人身份,有的学者主张案件牵涉到的存款人不应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被害人身份,赋予其被害人地位会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存款人以被害人身份获得补偿后,很大程度上会凭借这一优越性继续不计后果的参与非法集资活动。亦有学者认为存款人若不明知犯罪分子行为的非法性,其利益因犯罪而受到损害,这类存款人则应是法律意义上的被害人,应以被害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实践中因缺乏明确的规定,司法机关对此的处理方式也有差异。司法机关通常采取的做法是将其认定为证人,被害人成了诉讼构造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涉众型经济犯罪以被害人众多得名,一些案件侦办人员为节省资源,提高办案效率,在诉讼程序中将被害人认定为证人,从而无需考虑保障被害人的诸多诉讼权利。虽然作为案件的亲历者,被害人某种程度上说具备证人的功能,但被害人不同于证人的诉讼地位决定了其享有证人不能行使的诸多诉讼权利,尤其是通过诉讼内的手段获得赔偿和救济的权利。“证人”的身份迫使很多被害人放弃了公力救济。

  (二)被害人的财产权利救济面临困境1. 追赃难度大、追赃率低

  追回赃款、赃物的情况很大程度关系到被害人对案件最终处理结果的满意程度,亦是解决被害人与公安司法机关矛盾的重要突破口。但实践中的追赃情况却不尽如人意,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近十年以来审理的118起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追赃难的问题表现明显:118件案件共追赃87383万元,总追赃率不足18%。其中37%的案件追偿率低于5%,70%的案件追偿率低于20%,仅有5%的案件追偿率超过50%。

  2. “先刑后民”原则阻碍被害人及时挽回损失“先刑后民”是司法实践中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一种方式。按照“先刑后民”原则,刑事被害人只有犯罪人在案并被定罪量刑才能获得民事救济,当刑事案件短时间内得不到侦破或侦查中止,刑事被害人的经济权利不能得到及时的保障。在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的违法犯罪活动和合法的民商事活动交叉在一起。为了对犯罪分子的行为进行准确定性,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取证、侦查。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被害人已经失去了挽回损失的最佳机会。

  3.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过窄

  按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99条的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38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39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因此,目前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仅包括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这两种情形,而财产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的情形不能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这一限制将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范围之外。

  (三)被害人游离于我国现行被害人救助制度之外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主进程的加快,人权理念越来越被理解,人权保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也相应的建立起了被害人救助制度:200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在2009年“继续探索对生活确有困难的被害人实施救助”;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 中提出将在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2009年3月9日,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高检院等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江苏、宁夏、山东、云南等地也相继出台了地方性规定。这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于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也标志着我国已经开始重视和保护被害人的实质权益。

  但是,目前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申请救助的条件基本限制在因暴力犯罪造成被害人严重伤残或者死亡,刑事被告人无力支付赔偿,刑事被害人或者由其赡养、抚养、扶养的近亲属无能力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支出,确有特殊生活困难的情形,而像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这种社会影响大却因其属于非暴力犯罪而被排除在救助制度之外。

  (四)传统的侦查措施在保全资产、挽回损失方面存在固有的缺陷

  《刑诉法》第139条规定了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文件,应当查封、扣押。通过这些措施,侦查机关可以固定证据、保全赃款赃物,防止赃款赃物被非法转移、隐匿、变卖,为指证犯罪和赃物的最终处理奠定基础。但同时又规定了“与案件无关的财物、文件,不得查封、扣押”。因此扣押和冻结措施仅限于可以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对犯罪嫌疑人的其他财物是禁止扣押和冻结的。而“涉众型”经济犯罪涉及到被害人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经济损失的救济问题,如果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未及时被控制保全,犯罪嫌疑人或其家属往往会将其财物转移、隐匿或挥霍,致使受害方的损失难以挽回。

  (五)刑事退赔“奖励不足”,退赔积极性不高

  一方面,根据《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39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人民法院仅仅将其作为酌定的量刑情节予以考察。酌情从轻情节的奖励力度,要远远低于从轻、减轻、免予处罚的奖励力度,因而被告人的退赔积极性肯定不高。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已经规定了刑事和解制度,但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受到限制,仅适用于依法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的案件,而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被告人可能被判处高于这一法定刑,因此在涉众型经济犯罪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欠缺前提条件。

  四、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权益救济的对策

  针对前文对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权益保护不足之处的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寻求权益救济的解决方法。

  (一)从立法上赋予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明确身份

  明确涉众型经济犯罪中的被害人具有刑事诉讼法上被害人的身份,从而按照相关被害人制度规定享有相应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被害人的权益。针对有学者提出涉众型经济犯罪由于被害人自身存在“过错”是否会影响被害人身份的认定问题,笔者认为在认定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被害人身份时,必须明确被害人是完全无辜或者是相比犯罪行为人来说过错程度较小。同时,对有过错的被害人的过错程度要体现在对其财产权的救济程度上,以示对完全无辜被害人的公平。

  (二)完善被害人财产权利救济途径1. 加大追赃工作力度,建立长效追赃机制

  赃款赃物的追缴是处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工作的重心,对弥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为了加强追赃工作力度,笔者认为应当明确相关司法机关的义务,特别是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义务,可以将追赃工作作为其考核内容,通过考核的方式激励办案人员认真办案。被害人对案件处罚的期望体现在司法机关是否能够在案件审判前将所有赃款追缴。但遗憾的是,在实践中,由于证据、时间长短等多方面因素使赃款无法在案件终审前被全部追缴,虽然我国法律已经对“随时追缴”作了规定,但在缺乏具体操作细则。因此更有必要建立长效的追赃机制,使追赃活动不因案件审查起诉或判决而停止,不因被告人被交付执行而停止,不因法院一段时间内的财产执行而停止等等,真正做到在任何时间发现被告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时,司法机关都可以随时追缴用于发还被害人。

  2. 拓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

  我国法律规定由于合法财产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而遭受损失的被害人不得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规定导致附带民事诉讼范围过窄,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财产利益。虽然被害人可以在满足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但笔者认为将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提前转换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对被害人更有利,因为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往往可以判断被告人能否足额赔偿,将其提前为附带民事诉讼可以有效节省司法资源,同时也可以为被害人提供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是处于平等对抗地位,此时审判人员可以进行调解,利用调解程序做好对被告人的说服、教育工作。经过调解,若被告人愿意主动退赔并且获得被害人谅解,则可以在量刑时获得酌情从轻处罚的机会且可以将判决作为被害人日后申请执行判决的有效依据。综上,应当拓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将合法财产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而遭受损失的情形纳入附带民事诉讼。

  3. 对被害人进行有条件的补偿

  补偿责任的根据源于国家对法定义务的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一些涉众型经济犯罪中,由于政府疏于监管或直接参与导致犯罪发生或危害后果扩大,最常见的是在非法集资类犯罪中,政府有时会对新兴产业进行背书,如采取经济、政策扶持,甚至于直接参与运作,这种方式容易误导被害人参与投资。在此类案件中,由于政府部门的过错间接导致了被害人发生财产损失,因此应当承担经济补偿责任,此时的经济补偿不仅是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之需,更是政府对自身过失的弥补。但要注意的是,在采取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往往是涉及人数众多的财产损失,因此补偿数额不宜过高,也要考虑被害人的过错程度,防止出现欺诈、敲诈政府的行为。

  (三)构建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救助体系

  救助与补偿的的根本区别在于救助更多体现出的是制度的救急性,主要解决被害人因犯罪引发的燃眉之急,如生活严重困难、疾病治疗之需等,而不是由于自身过错导致需要承担的责任。“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是指当“涉众型”经济犯罪司法救济程序终结之后,由于犯罪人原因导致的生效刑事司法裁判中认定的民事赔偿得不到实现,以及刑事被害人因为其他原因而没有通过司法救济程序得到应有的赔偿,此时由代表国家的专门机构给予刑事被害人物质救济的制度。实践中早已存在国家救助行为,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将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协调有关建立司法救助金制度的事宜,解决部分案件当事人和生活困难的信访人的实际困难。浙江省检察院从 2007年开始实施司法救助金制度,目的是解决涉法涉诉上访案件当事人实际生活困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已经有一千余件刑事案件上千个被害人获得救助。但应注意两点,第一,救助只能是暂时的救济措施,这一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解决被害人的暂时困难,而不是代替被告人弥补对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害人因犯罪遭受的损失仍应当由被告人承担责任,因此救助的金额以能够帮助被害人摆脱困难、恢复正常生活为限;第二,救助的对象限于由于涉众型经济犯罪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无法维持或短时间内无法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被害人。

  (四)借鉴民事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制度,建立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

  由于传统的侦查措施禁止对犯罪嫌疑人的其他财物进行扣押和冻结,导致犯罪分子出现转移和隐匿其他财产的情形。为顺利挽回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导致的经济损失,防止犯罪分子转移和隐匿财产,避免其后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追赃程序形同虚设,可以借鉴民事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制度,建立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对比民事财产保全制度,笔者认为:第一,司法机关在立案之初,就要注意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涉案财物,防止其财产转移,为最大程度地补偿遭受经济损失的被害人提供现实的物质保障;第二,对于非涉案财产,在必要时候,司法机关也可以主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其他法律规定的财产保全方法;第三,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经济损失存在合法求偿权的被害人,也可以向司法机关申请,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对非涉案财产提出保全申请的,则必须提供担保;第四,犯罪嫌疑人对非涉案财产提供足额担保的,司法机关应当解除财产保全。

  (五)鼓励犯罪分子及其亲属积极退赃和赔偿

  鼓励犯罪分子及其亲属积极退赃和赔偿有助于对被告人采取从宽处理。对于退赃、赔偿影响量刑的规定早有规定: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犯罪分子及其亲友主动退赃或者在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赃物过程中积极配合的,在量刑时应当与办案机关查办案件过程中依职权追缴赃款赃物的有所区别。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但总体来看,目前,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中犯罪分子退赔情况对被告人刑事责任和其他刑事权利的影响,尚缺乏一个制度规范予以明确,这不利于被告人及其亲属的积极退赃。因此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和监狱机关都应当分别建立适应各个阶段的退赔宽宥制度,鼓励被告人及其亲属积极退赃,尽力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结语

  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出现是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物质条件丰富,需要投资渠道,但由于缺乏预防意识、监管不利,导致出现财产大量损失。当发生犯罪行为后,又因为当前立法、司法缺乏对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权益保护的有效救济措施,导致被害人求助无门。因此完善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权益救济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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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严打涉众型经济犯罪[J].企业导报,2006(11):6.

  作者:黄梦奇律师 李瑞鹏助理

  职位:金融衍生品部主任

  单位: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

 

(责任编辑:陈姗 HF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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